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規劃建議》）明確提出，“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實施國家安全戰略”，“保障能源和戰略性礦產資源安全”，“推進能源革命，完善能源產供儲銷體系，加強國內油氣勘探開發”，“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規劃建議》還提出，“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加快壯大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裝備、新能源汽車、綠色環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裝備等產業”。戰略性礦產的安全保障問題被提到國家安全的新的重要高度。這也意味著“十四五”期間，戰略性新興產業將會快速發展，也必然對戰略性礦產資源形成巨大需求。
而從全球范圍看，隨著多領域技術創新融合發展步伐的加快，各國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支持力度空前加大，在戰略性資源控制和儲備方面的重視程度和相關行動也空前一致。
美國全球安全專家和防御分析家邁克爾·T·克萊爾在《資源戰爭：全球沖突的新場景》中指出，資源爭奪是國際沖突的根本動因，國家之間的沖突對立實質上都歸因對稀缺戰略資源的爭奪。這也從更深層折射出，稀缺礦產資源領域的國際競爭從更寬泛的角度說就是大國競爭的重要根源。
目前，全球礦業受內外部多重因素影響，正處于深度調整時期。不斷出現的新變化正在深刻影響著全球礦業結構調整。但對戰略性新興產業技術發展制高點的爭奪，各國的目標是一致的。
不論是美國的“總統制造業復興計劃”還是“德國工業4.0”，發達經濟體近年推行“再工業化”戰略重點均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特別是隨著戰略性關鍵礦產在新能源開發、電子工業，尤其是在國防軍工等產業中應用不斷增加，其重要性日漸凸顯。這也加快促使世界礦產資源爭奪的重點從大宗礦產轉向稀缺的戰略性礦產資源。
為應對稀缺礦產資源領域的大國競爭，美國、歐盟、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相繼通過法案，加強戰略性礦產的國家管控和戰略儲備，意在逐步降低對中國等稀缺礦產品主要出口國的依賴，從而為其新興產業發展提供充足、穩定的原材料保障。
早在2006年，日本政府就提出“國家能源資源戰略規劃”，由日本經濟產業省主導，除了國家法律規定的必須儲備的稀有金屬等戰略物資外，還將鉑、銦及稀土等金屬戰略物資納入其中。日本經濟產業省資源能源廳專門組織覆蓋稀缺金屬全產業鏈的企業界和學術界人士，研究確保包括釩、鉻、錳、鈷、鎳、鉬、金、銀、銅等共31種稀缺礦物資源的穩定供應對策，并將其研究結果納入國家政策“戰略規劃”。
2019年，美國通過《能源資源治理倡議》，聯合澳大利亞、巴西、剛果（金）等9個國家結成聯盟。這些國家正是我國礦產品進口的主要來源地（例如約95%的進口鈷礦、85%的鐵礦石、60%的鎳礦、40%的銅礦均來自以上國家）和海外礦業投資地（海外權益資源產量中，約80%~90%的鐵礦石、銅礦、鈷礦，60%的鋰礦來自以上國家）。特朗普發布總統令，提出確保其所謂關鍵礦產可靠供應的聯邦戰略，并將中國視為關鍵礦產的競爭對手。
2020年9月3日，歐盟更新了其關鍵原材料清單，將稀土等30種具有重大經濟和戰略價值的原材料納入清單。歐盟認為，這些原材料既具有重大經濟價值，又蘊含供應風險，事關歐盟產業布局和投資研發。2020年的清單中共包含30種關鍵原材料。相比之下，2011年為14種，2014年為20種，2017年為27種，表現出歐盟不斷擴大關鍵原材料概念范圍的趨勢。
而部分戰略性礦產資源富裕國也相繼調整礦業政策。如印尼禁止鎳礦出口。剛果（金）將鈷礦權利金從2%提升至10%，并對超額利潤征收50%的稅。緬甸于2019年12月以環保為理由封關造成我國重稀土進口中斷。
由此看來，未來大國間礦產資源競爭的焦點，將是支撐核心技術和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戰略性礦產的競爭。然而，由于戰略性礦產的地質分布不均勻，具有極高的供應風險，且資源國家的政治穩定水平、國與國之間的地緣政治關系都會對戰略性礦產安全產生很大影響。
戰略性關鍵礦產是指對國家經濟發展和國防安全至關重要，同時在供應方面或存在較大風險的礦產資源。
2016年，國務院批復通過的《全國礦產資源規劃（2016-2020年）》將能源礦產石油、天然氣、頁巖氣、煤炭、煤層氣、鈾；金屬礦產鐵、鉻、銅、鋁、金、鎳、鎢、錫、鉬、銻、鈷、鋰、稀土、鋯；非金屬礦產磷、鉀鹽、晶質石墨、螢石等共24種列入戰略性礦產目錄。
就目前情況看，我國約2/3的戰略性礦產需要進口，其中石油、鐵礦石、鉻鐵礦，以及銅、鋁、鎳、鈷、鋯等對外依存度已經超過70%。疊加新冠肺炎疫情對全球市場的影響及對全球政治格局帶來的劇變，導致供應鏈安全和運輸安全嚴峻形勢加劇。我國戰略性礦產資源供應安全保障將成為新的重要課題。
自然資源部在2020年10月發布的《中國礦產資源報告2020》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底，全國主要礦產中有34種礦產資源儲量增長。其中，煤炭增長0.6％，石油剩余探明技術可采儲量下降0.5％，天然氣增長3.0％，頁巖氣增長77.8％。非油氣礦產資源儲量有所增長，錳礦增長5.6％，鉛礦增長6.7％，鋅礦增長6.8%，鋁土礦增長5.7％，鎢礦增長4.6％，鉬礦增長5.4％，銻礦增長4.8%，金礦增長3.6％，菱鎂礦增長12.9%，石墨增長21.4％；下降比較明顯的礦產有鎳礦（-9.4%）、螢石（-6.3%）和硼礦（-4.3%）等 。煤炭新增較上年明顯下降。主要金屬礦產中錳礦、銅礦、鉛礦、鋅礦、鎢礦、鉬礦、銀礦等新增明顯，鐵礦、鎳礦、錫礦、金礦明顯下降。
相關機構統計數據顯示，除鎢、鉬、銻、錫、稀土、石墨等6種礦產外，我國油氣、鐵、銅、鋁、鎳等15種戰略性礦產的資源儲量占全球比重均低于20%，尤其是影響能源安全的石油，儲量僅占全球總量的1.5%，煤炭的儲量也僅占全球總量的13.2%。從數量上看，我國2/3以上的戰略性礦產資源儲量在全球均處于劣勢。
從需求端看，2019年，原油、天然氣、煤炭、鐵礦石、銅精礦進口額約占我國礦產品進口總額的85%。其中，原油、煤炭、天然氣進口量分別高達5.1億噸、3億噸、1億噸，對外依存度分別為78%、7%、43%；鐵礦石、銅精礦（實物）進口量分別高達10.7億噸、2200萬噸，對外依存度分別為85%、78%。超過2/3的戰略性礦產資源品類依靠進口，且對外依存度居高不下。
礦產資源新增資源儲量增長跟不上需求增長速度，同時，持續的地質勘查投入下降進一步加劇資源后備儲量不足的情況。數據顯示，2019年，全國地質勘查投資993.40億元，較上年增長22.6%。其中，油氣地質勘查投資821.29億元，增長29.0%；非油氣地質勘查投資172.11億元，下降0.9%。非油氣礦產勘查以金礦、鉛鋅礦、煤炭、鈾礦、銅礦為主，合計占全國非油氣礦產勘查投資的54.2%。與2018年相比，鎢礦、錫礦、鉬礦、石墨投資增長，煤炭、鐵礦、錳礦、銅礦、鎳礦、金礦、鉀鹽、磷礦等礦種投資降幅較大。
我國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驅動礦產品生產和消費快速增長，但戰略性礦產國內生產供應卻不能與實際消費同步增長。2019年，我國煤炭、原油、鐵礦石（成品礦）、銅礦（金屬）產量相比2001年分別增長232%、16%、124%、178%，而消費量卻增長200%~600%。
目前，我國礦產資源的消費量相當于工業化國家消費量的總和，且我國大部分戰略性礦產需求尚未達到峰值。特別是一些用量較小的戰略性礦產（如稀土、鈷、鋰等）需求還將快速增長，需求峰值將至2035年前后。原油、鐵礦石等部分緊缺的戰略性礦產品可能仍將長期依賴進口。
從全球視角看，主要發達國家都將資源安全視為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高度關注資源領域國際競爭格局的變化及影響，在對礦產資源產品和主要原材料的關鍵性進行全面系統分析和評估的基礎上，對涉及關鍵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和戰略儲備紛紛做出長遠規劃。包括本國戰略性關鍵礦產資源利用的政策調整，以及在國際范圍內開展戰略性礦產資源領域的國際協調，并將技術創新作為提高資源保障能力的主攻方向以減少對戰略性礦產的實際消耗量和對外依賴度。
就國內情況看，2016年，原國土資源部就提出，要將納入目錄的24種戰略性礦產作為礦產資源宏觀調控和監督管理的重點對象，在資源配置、財政投入、重大項目、礦業用地等方面加強引導和差別化管理，提高資源安全供應能力和開發利用水平，并著手建立戰略性礦產監測預警機制，建立預警指標、安全臨界值及綜合評價模型，系統開展國內外礦產品供需和資源形勢分析，強化應對國際重大沖突資源安全預警能力；建立戰略性礦產監測預警報告制度，以支持政府決策，引導行業發展。2020年1月，自然資源部發布《關于推進礦產資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項的意見（試行）》，統一負責石油、烴類天然氣等14種重要戰略性礦產的礦業權出讓、登記，而戰略性礦產中的大宗礦產則通過礦產資源規劃加強管控。
針對國內戰略性礦產安全保障，相關專家建議，必須高度重視增強自主可控能力，從頂層設計發力，全力保障資源供應和全產業鏈安全。要圍繞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需求，持續保障勘查投入，推進礦種勘查結構調整和勘查布局優化，有針對性地加大油氣、鋰、鈷、離子型稀土等戰略性礦產的勘查投入，兼顧鐵、銅等大宗緊缺礦產勘查，努力增加國家資源儲量。要以“一帶一路”建設為契機，深化礦業國際合作，充分利用中國部分戰略性礦產的采冶技術優勢，深度參與戰略性關鍵礦產的合作開發利用。同時，適度開放國內市場，建立戰略性礦產合作組織，鼓勵資源國、供給國、需求國加入組織，設立技術合作、市場開放、供給優先、金融支持等機制，構建從供應國經通道國到消費國的供應鏈保障體系，全面融入國際戰略性礦產資源經濟新格局。要切實實施戰略性礦產資源保護與儲備工程，建立政府和企業共同參與、采儲結合的混合儲備機制，建立以產品儲備為主、產能和產地儲備為輔的礦產資源儲備體系。
行業動態